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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第二次通信中,我們曾經了解到中醫學術在二、三千年前,即已應用了當時最進步的學說-陰陽五行,作為總結古代醫學的綱領,以後這種學說繼續有所發展,使中醫理論更加完備,但也不可避免地參雜了一些唯心論。

近幾十年來,中醫學術中關於陰陽五行的學說,受到了較大攻擊,有的人甚至根據中醫學術中某些陰陽五行的說法,而全盤否定中醫,認為是一種封建、迷信、不科學的『鐵證』;近幾年來,黨和政府大力提倡中醫,又有一些人認為中醫學術全靠陰陽五行作骨架,沒有陰陽五行就沒有中醫,強調萬萬不可廢棄。

這是兩種極端,它的方向雖然完全相反,但似乎都缺少使人信服的力量。照我們看來完全否定固然不對,全盤肯定也於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無益,這裡需要作具體分析,不作具體分析而千篇一律看待是不好的。

依我看,中醫學術中的陰陽五行,大致可分為以下幾種情況:

第一種情況是:陰陽、五行確實概括了許多客觀存在的事物,反映了事物的互相聯聯繫、互相制約的規律性,它和事物是辨證的統一,它不是唯心論,而是樸實的唯物論,因而它不應該被否定,而應該被整理提高。比如說,一般的『陰陽』,它代表同一事物發展過程中的兩個方面或階段,『陽』指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積極有力的、發揚狀態的,外在暴露的、興奮樂觀的等現象或本質而言;『陰』指事物在發展過程中所表現的消極無力、抑制狀態的、內在潛伏的。悲觀消沉的等現象或本質而言。像這樣一般性的『陰陽』既然是客觀存在的,那有什麼理由被否定呢?具體的『陰陽』如在解剖生理方面,皮膚肌表屬陽(外在暴露的),內臟屬陰(內在潛伏的),軀體的外側為陽、背部為陽,軀體的內側及胸腹部為陰:在病因方面,風、暑、火邪為陽,寒、濕邪為陰;在病狀衣面以具有發揚狀態為陽證,以具有消沉狀態的為陰證;在病的發展過程中,前一階段為陽、後一階段為陰。像這樣具體的陰陽也是客觀存在的,它概括了事物的本質,使我們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更能掌握本質,又有什麼理由被否定呢?

關於五行也和陰陽一樣,它也概括了部分事物間互相聯繫和互相制約的規律性。此如說中醫稱由於精神憂鬱所引起的消化障礙為『木(精神活動)剋土(消化道)』;稱肺病慢性階段、消化失職而需要健胃強壯為『培土生金(肺)』;稱補充大量滋養性物質以緩和某些過度亢奮狀態為『壯水(營養性質)之主以制陽光』;稱必興奮強壯挽救某些虛脫症狀為『益火(興奮強壯)之原,以消陰翳』,類似這樣的五行,字面上盡管看不順眼,但它概括了實際事物的內容,有物質作基礎,還是科學的。

第二種情況是:從表面上看來,它和一般陰陽五行的生剋關係不符合,而實際上它概括了部分事實,比如說薛立齋氏『醫貫中有一種『出奇』的五行提法,說什麼『水中補火』,『升木培土』等。從一般理論看來,水火是相反的,要補火便不能益水;木是剋土的,要培土就應該抑木,但薛氏卻把它反過來,和一般的見解不同,你說他是唯心論嗎?不可否認薛氏著作裡面有很濃厚的唯心成分,但在這裡卻認為它比一般習慣套用陰陽五行的人高明得多,因為薛氏根據部分衰弱病人專用補火的辦法出了毛病,而在兼用滋水中促進了症狀的好轉,使由衰弱狀態轉變為興奮狀態,所以提出『水中補火』的說法;同時薛氏也看到部分病人,經過加強神經管制機能(升木)以後,消化力大為旺盛,因而有『升木培土』的提法,像這樣根據實際材料來充實陰陽五行的做法是應該被允許的,不應該把它看作怪論邪說。

第三種情況是:陰陽、五行就是一種概念,沒有或絕少事實作基礎,而被演繹地套在許多病理生理現象上。如『內經』裡面說肺病的人『丙篤,丁死』(丙,丁日屬火,肺屬金:火能剋金,故有此說),心病的人『壬篤,癸死』(壬。癸日屬水,心屬火,水能剋火,故有此說)等;『傷寒論』裡面說太陽病的治癒應該在巳,未(即上午),陽明病的治癒應該申,戌(即下午)間;『內經』還說人的頭所以圓,足所以方,是因為法像天地。像這些都是按照一般的五行生剋關係,被機械地套在具体事物上面,反不能反映客觀事物的存在和本質,不能反映事物相互間的真實關關,因而它們應該屬於唯心論的範疇。

總之,陰陽五行在中醫學術中有著長久的歷史,它在總結中醫經驗,使中醫學術系統化方面起過重大作用,但它有合理的核心,也有唯心的渣子,我們要識別它那一部分是合理的,那一部分是唯心的,主要是根據它是否反映了事物的規律性,是否有客觀事物作基礎;而且進一步還要辨明它的事物基礎是多是少,以多少來判斷它價值。

當然這樣作,是需要相當工夫的,尤其需要有臨床經驗才能逐漸認識它。要想專從理論上來判斷它的唯心、唯物是比較困難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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